我们经常谈论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谁谁年事不大，却担任了什么什么职务等，如林彪23当军长，陈海松20岁当军政委，肖华17岁就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等，其实，他们这些人与我们今天要讲的下面这位比起来，那就“逊色”多了！这位牛人，就是博古！他24岁就担任党的总卖力人（总书记），这是前无昔人后无来者的事，也是世界规模内绝无仅有的事，堪称奇迹。博古是江苏无锡人，1907年出生，原名秦邦宪，博古是俄语音译过来的名字。
博古的父亲是清末举人，家境殷实，博古小时候就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但父亲因病去世后，博古的家道开始中落，但母亲坚持供博古念书。
厥后博古考上上海大学，因结果优异、体现不错被推荐到苏联留学，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就此，秦邦宪更名为博古，他的运气也今后改变，此时，博古不外才19岁而已。博古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的三年，苏联海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，由于列宁刚刚去世不久，苏联政局不稳，内斗猛烈，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争斗不休，种种运动层出不穷，什么“布哈林”、“托派”、“大肃反”、“第二条门路”等，横竖就没消停过。中山大学也被牵连其中，分成“教务派”和“支部派”，厥后又出来个“浙江同乡会”，博古也难独善其身，被牵扯进去，苏联的政治斗争很是残酷，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命就莫名其妙的丢了。
幸亏厥后向忠发来到莫斯科，将博古摆设到身边当翻译，博古才躲过一劫。但这三年，对于年轻的博古来说很是的重要，它让博古学会了许多工具，如“教条主义”，另有是“斗争”方面，同时也让博古明确了一条重要的人生信条——紧跟向导，还让他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朋侪——王明。
博古回国后，开始了火箭式的上升之路，从全国总工会宣传做事到团中央宣传部长，列席中央政治局集会，再到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。王明去苏联前，指派博古负总责，于是，年仅24岁的博古成为了党的总卖力人。可以说，博古能有如此的“成就”，与其时的形势、海内外的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瞎指导有很大关系，一句话，博古并不是党的全会选出来的总卖力人，他只是在一个巧合的时机遇到了巧合的机缘，就像博古的儿子秦刚所说的:历史给他摆设了一个犯错误的角色！那么博古的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随上海暂时中央迁到苏区凭据地后，犯了“教条主义”、“左倾冒险主义”、“时机主义”、“逃跑主义”等错误，博古有才，但他绝不是统领全局的人物，他从苏联回国后，没有经由海内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，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和履历，按书本上照搬硬套，到处以在苏联学的那一套来指导中国革命，来掌控海内庞大的斗争局势，对共产国际俯耳恭听，崇敬洋教条，对毛主席倾轧攻击，在军事上，一切都听李德的不切实际的瞎指挥，排挤毛主席的正确战略目标，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向导权。看看，博古犯的错误还少吗？他犯的这些错误，导致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，中国革命受到庞大损失，红军被迫长征，中央凭据地丢失。
长征途中，博古的心田是触动颇深的，他对自己的能力也开始有了深刻的反省，究竟中央红军丢失了凭据地，要远程跋涉去寻找新的落脚点，这个责任是重大的。博古在长征途中频频掏脱手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就是自责的体现。
幸亏遵义集会后，博古与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，毛主席重新进入常委，作为周恩来的助手，毛主席时隔三年后再次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。而博古一开始是心存不满的，厥后经周恩来的劝说，博古的思想徐徐的转了过来，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开始拥护毛主席的正确向导，后在再与张国焘的斗争中，博古坚决拥护中央，同张国焘举行了坚决的斗争。红军长征到延安后，博古主要从事宣传事情，这倒与他的兴趣喜好吻合，博古在宣传部门的事情结果很精彩，多次完成了中央交接给他的任务。
难过的是，博古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敢于认可、敢于反思，多次做检验，勇敢的负担了责任，这点比王明要强的多了。1946年4月8日，博古与邓发、王若飞以及叶挺等17人，乘坐一架美式运输机在从重庆回延安的途中失事，机上17人全部殉难，史称“四·八空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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